方志就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，不知道大家是否经常阅读地方史，今天新疆地方志编纂小编就和大家说说我国地方志书的起源。

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。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，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，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。

方志起源的问题，历来众说纷纭，但主要有两种意见：一是方志起源于史，它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的，像《周礼》中所提到的外史掌“四方之志”，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；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，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《尚书·禹贡》和《山海经》演变而成的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了战国前的方域、物产、贡赋等，《山海经》记载了远古时的山川、形势、物怪等，它们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。东汉初期，会稽人袁康撰《越绝记》一书，记吴越二国史地，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，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，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，所谓“一方之志，始于《越绝》”。现代学者傅振伦认为“《越绝书》先记山川、城郭、冢墓；次及记传，独传于今，后世方志，实仿此”。可以说，《越绝书》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地方志。

起源于史

如梁启超说：“最古之史，实为方志。”持这种观点的学者，认为方志起源于《周官》。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，后成书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，宋代司马光在《河南志序》中认为，周官中的职方、土训、诵训的职掌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。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“志为史体”角度出发，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，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祷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等，应是最早的方志。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，类似后来地方志，具有地方志的雏形，应称为方志之源。

脱胎于地理著作

即所谓方志来源于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之说，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（地理书）演变而成的。禹贡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作者不详，著作时代无定论，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。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，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，把全国分为九州，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，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、河流、薮泽、土壤物产、贡赋、交通等。长江、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，但较为粗略，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。《山海经》，共有18篇，是由《山经》、《海经》、《大荒经》等3部分组成，作者不详，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，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其中14篇是战国时作品。《海经》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。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，包括山川、道里、民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等，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话。事实上，从体裁到内容，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，致使历代地方志，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。

鼻祖是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

持这种观点的学者，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。认为方志应兼史、地之长。因此，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《澄城县志》序中说：“一方之志，始于《越绝》。”《越绝书》15卷，为东汉袁康所撰，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（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）的历史沿革、城市建设、山川、人物、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，与后世方志的体例、内容很相近。《吴越春秋》全书15卷，为东汉赵烨撰，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，今存10卷，前五卷叙吴，起自太伯，迄于夫差，后5卷记越，始于无余，终于勾践。是书只记人物，不载地理及都邑，就方志而论，虽比不上《越绝书》充实和周备，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。为此，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烨著《吴越春秋》，又有无名氏著《越绝书》，两书专记本地掌故，开方志的先例。《华阳国志》，晋常璩撰，全书12卷，附录一卷，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。对于政治、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。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。对此，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，他认为“史”与“志”不同，东汉的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以及《华阳国志》，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，是地方史。近来，有的专家学者认为，方志应当出现于秦汉统一的国家之后，它发端于《地记》。

多源说

以上几种说法，都能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故长期并存，但却互相排斥。现在不少的地方志专家、学者认为，一门新学科的诞生，往往不会突然出现的，而是在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方志就是由史、书、志、记、录、传、图、经等各种不同体裁的书籍，互相渗透和逐渐融合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。因此，方志并非起自一源，而是起自多源。我国地方志，是在历史的长江河中，从各方面汲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