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全国各地以搜集、整理地方古籍文献为主要任务的各种“文库”出版情况来看，主要有以下几种指导思想：

1.文化积累。从各地“文库”的编纂出版来看，收录的范围主要是历代本省或本地区籍贯作者的著述，有时兼及外籍人士在本地游宦寓居时的著述，或外籍人撰写本地的重要著作。这些著作一部分今人曾经点校并出版过，有些在当时曾经刻印过，有些仍是钞本。有些虽然曾经刻印过，但属于孤本。如果再不复制出版，有可能毁坏消失。这些文献有些存放在国内的各家图书馆，有些由于种种原因，散失在世界各地。如《广州大典》在编纂过程中，发现了张之洞主持《广雅丛书》修纂时，留下的很多没有来得及刻印的书稿。还有清乾隆年间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曾被抽毁、全毁的书籍，如释函昰《瞎堂詩集》、释今释《徧行堂集》、屈大均《翁山诗外》、王邦畿《耳鸣集》、陈恭尹《独漉堂集》等近30种文献。《荆楚文库》编纂书目时，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民间文书，和近代史上重要的资料。如十九世纪的海关史料，清末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的史料等。

2.文化研究。中国地域广大，虽然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，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，先后形成了不同地域独具特色的文化。如齐鲁文化、燕赵文化、荆楚文化、湖湘文化、巴蜀文化等。这些文化的载体，主要是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。研究一地的文化，“考镜源流”，必须要“辨章学术”。那么整理承载着文化信息的文献，就显得十分必要。如《湖湘文库》提出：系统地整理湖湘文献，深入地研究湖湘历史人文，传承弘扬湖湘文化。《浙江文丛》：在于积累，在于传承，在于资政，在于育人，为先贤建一座丰碑，给后人留一笔财富。《广州大典》：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、传播广州历史文化。《荆楚文库》：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，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，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，传承弘扬优秀的文化，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。

3.文化传承。积累和研究传统文化，其主要目的还是要为今天的发展寻找精神营养和力量的支撑。《广州大典》提出，编纂这套书的目的，就是“寻找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文化的根和魂”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出版启动大会上说，“’五个湖北’建设，其中的“文化建设”，就包括文化典籍整理研究。”“战略支点必须同时是文化的支点、文化的高地。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是促进湖北发展的宝贵资源。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、传承创新荆楚文化，编纂出版《荆楚文库》，是实现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。”

一．从各地文库的编纂体例来看，主要有如下特点：

《湖湘文库》、《荆楚文库》、《新疆文库》，除了收录有史以来的地方文献外，还包括今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性成果。《浙江文丛》、《广州大典》、《燕赵文库》、《山西文华》，主要是对地方历代文献搜集、整理与出版。而《中原文化大典》，按卷编排，分《总论》《学术思想典》《文学艺术典》《科学技术典》《民俗典》《教育典》《文物典》《人物典》《著述典》《大事记》共10个部分，体现其集成性和门类性，属于类书的性质。而《中国文库》《凤凰文库》《世纪文库》，无论古今，主要收录有积累价值，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不同门类的著作。

二．从文库编纂出版单位来看

1．一家出版社承担。如《浙江文丛》，全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负责编纂出版。《齐鲁文化大典》由齐鲁书社一家负责编纂出版。

2．统一规划，各家出版社承担。如《中国文库》《凤凰文库》《世纪文库》均由集团统一规划，书目确定后，由原来负责编辑出版的出版社自行负责出版。《中国文库》除了中国出版集团属下的出版社承担主要任务外，还有其它入选图书的出版社按照统一体例承接部分任务。

3．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设计。如《湖湘文库》、《荆楚文库》、《燕赵文库》、《新疆文库》，都由政府指定专人负责，办事机构一般放在出版局或者出版集团。

4．由出版单位之外的机构来组织实施。如《广州大典》由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厅负责。

三．从文库的组织机构来看

1．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的。如《荆楚文库》，由省委书记李鸿忠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主任。

2．由省委主要领导任顾问，由退居二线的省级领导任编委会主任的。如《湖湘文库》由张春贤任顾问，原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。《燕赵文库》由原省政协主席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。

3．由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担任文库主编的。如《岭南文库》，由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任主编。《广州大典》，由原宣传部长，后担任市长的陈建华任主编。

4．由出版社自行组织编纂出版，聘请有关专家担任主编的。如《楚学文库》。

四．从文库的编纂出版经费来看

各地文库的出版经费来源，一是由地方财政立项拨款，二是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，三是由出版社承担少量的费用。如《荆楚文库》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，初步预算经费约二个亿，但省财政厅表示只要工作需要，经费上不封顶。仅2015年，就拨付了5000万工作经费。《湖湘文库》共使用经费6000万，其中省财政出资5000万，中南传媒出资1000万。《浙江文丛》出版省财政每年拨付500万，共计2500万元。

五．文库出版热的思考

1.前期整体设计十分重要。编纂出版文库，历时较长，参与者较多，开始一定要规划好，文库的编辑指导思想与体例确立，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再确定，不要中途变更，否则会体例不一，延误时日。如《岭南文库》的编纂者在谈及“文库”的得失时说：“鉴于定位在学术层面的《岭南文库》因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,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形态，故有必要营造新的合适载体以补不足。”再如《湖湘文库》，立项时为了体现整体性，对每种计划列选的书目都进行了编号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实施，结果就造成了被动。再如在古籍文献的整理时是采取传统的四分法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来归类整理，还是按照类书的方法来归类，还是按照“以人系书”的方法来整理，需要统盘考虑。

2．避免重复出版。盛世修典，是承先启后，发扬光大的善事，但省市之间，各单位之间，不要重复立项、重复出版。在一个省内，文化积淀、文献资料基本相同，如果省市之间，不同出版单位之间先后出版两套基本相同的文献，不仅浪费财力，也会浪费人力物力。特别是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与本省的关系之间，要统筹考虑。但是，有时考虑到各种不同文化的源流发展，有些重要的作者，可能在不同的文库中都会涉及。如楚国，其强盛时治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甚至安徽、江苏的部分地区，如果探索荆楚文化的源与流，势必要涉及到这些地区。但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其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分，对于一些非收不可的作者，如老子、庄子，虽然他们的出生地现在属于河南、安徽，但当时是楚国的领地，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，《荆楚文库》不能不收。如楚辞，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，虽然屈原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湖北境内，但《湖湘文库》也收录了屈原的作品。当然，有些不重要的作者，就尽量不再重复。再如有些作者，出生地与以后生活、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在一处，如何收录，就要慎而又慎。

3．要突出各自的特色。各省区出版“文库”，不仅要全，要新，还要突出自己的特色。如《新疆文库》，其中60%的汉民族文献，40%属于少数民族文献。这是其它省市文库目前所未有的特点。如《山西文华》，突出当地古建筑以及壁画、彩塑、石刻等山西的文化特点。如《湖湘文库》，明清时期人才辈出，红色文化独树一帜，突出这些特点，也就彰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。所以，各地在“文库”的规划时，就要考虑到如何在同中求异，如何在全中求新，如何做到精益求精。

4.全国通力合作，择其善者而用之。有些文献资料，特别是重要的著作，建国七十年来已经陆续整理出版过，各省在出版本省区的乡邦文献时，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，为保证质量和节省时间计，可以与版权拥有方共同出版，或者通过购买版权来实现双赢。

5.质量十分重要。整理出版地方文献，倡导者和整理者的初衷，都是抱着“上不负先贤，下无愧子孙”的愿望，但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，需要专业人员，需要时间。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纂整理，均由当时硕儒大师出任总纂，皇家成立专门的机构，调动全国的资源为其所用，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，同时不急功近利，用时甚长。如《永乐大典》从1388年到1408年，前后历时20年方修缮完成。《四库全书》则耗时13年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编辑历时28年。文库的质量在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。如确定选目时要甄别文献真伪，防止以假乱真。二是要精选版本，择其善者而用之。三是要选择胜任者认真点校，利用不同版本互勘。四是在编辑校对环节不可松懈。

6、整理与保护相结合。在“文库”的编纂出版中，对于古籍文献是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，加以点校好，还是保持原貌，尽量原汗原味呢？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。如《广州大典》在整理文献时，采取“不编、不选、不校、不点”，追求“原汗原味”的原则，但很多省的文库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，在编纂出版时采取点校和简单加注的方法。是保持原貌还是加工整理，笔者认为古籍文献要在新时代发挥作用，应当与时俱进。不过，二者各有侧重，各有优劣。

7、运用现代化手段，发挥古籍文献的作用。文库的规划之初，就要考虑将古籍文献数字化，一是便于保存，二是便于发挥作用。文献的数字化，一种制成PDF文件，通过关键字检索，一种是通过重新排版，由专业人员建成数据库。通过加注索引，方便检索。